“我们决定不再隐逸，要站出来战斗”

长江商报消息 专访2013第二届台积电文学赏首奖得主费滢、评审奖得主杨君宁

■本报记者 刘雯 采写

专访费滢

“我想如果参加大陆的文学比赛，

可能初选便会被‘排异’掉”

锐读：参加“台积电文学赏”是出于何种想法或机缘？为何选择台湾地区而非大陆的文学比赛？

费滢：2009年我开始尝试写一些短篇，由于平日里练习不多，能控制好五六千字已实属不易。练习直至2012年，我居然已能书写三万字左右的“小说”，发表在《钟山》上面。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循序渐进写一篇更长的？题材与细节已经酝酿五六年了，我觉得写出来大概会是三万字的两倍（笑），正巧台积电的字数要求是六万字，那么就试试看吧。

自从动笔的那一日，我便意识到，我写出的东西或许与大陆地区的其他年轻人不一样。其一，大陆许多年轻作者是中文系出身，在长期的中文系思路与语言的环境中训练而成，思维走向和行文风格趋向一致（至于怎么一致，想来大家也略有感悟）；而我是历史系的学生，自高中毕业起，便不怎么读文学作品了，平时接触的一些关键的历史主题，例如：地点，时间，记忆，事件的真确，我将它们放在小说里，便使我的叙述脱离大陆的流行趋势。我想如果参加大陆的文学比赛，可能初选便会被“排异”掉，大陆的评论者与读者不习惯阅读完全不靠近八点档电视剧的小说，而我自认为的趣味可能正是来自“远离八点档电视剧”。

锐读：得奖是否在意料之中？这是你第二次得到台湾地区文学比赛的首奖，有何感慨？这次的首奖对你来说又意味什么？

费滢：我是非常懒惰的人，上一次得奖是2009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就是我才想要尝试写短篇的时候，仅仅是用习作去参加比赛，暑假中通知我获奖，“哎？怎么搞的？”，当时我就这个想法。从2009年到今天，我勉强写完，自觉可以见人的东西，也不过几个短篇，两个中篇而已。我将第一个完整的超过五万字的小说投了“台积电”，只是想听听评审意见，当然我知自己一定会进决审，但得奖这么玄妙的事，很难说。确定会进决审是因为“完整度”，之所以强调这个概念，是由于此篇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故事，每个细节都是真的，不是看了谁的作品或者报纸上的新闻故事，或者有个想法就硬拗出来的东西。（哈哈）

感慨很多，挑一个大的来说：评审愿意看那么偏门主题的小说，太难得，一篇写青春期但不写爱情，写城市但只写几条马路，写校园但只写几栋楼的小说，谢谢他们读完。

这次的首奖，或许会加速我写完另外一篇酝酿许久的小说吧。

锐读:写作《东课楼经变》时的状态是怎样的？整个小说是如何孕育的？它是你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费滢：当时的状态，一边写一边期待几个第一读者给出意见，非常焦灼，也非常愉快，平均每天写4000—8000字。几年前，我就想，我要写一个“非常规”的中学时期，嗯，脱离八点档电视剧，范式青春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例如早恋，对未来的慌乱啦，生理成熟啊，还记得几乎每个青年女作家写作都会写初潮吗？我觉得那傻极了），现今流行的生活我也没兴趣（比如网络啊，通讯工具呀，人和人的疏离，那些太日系轻小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孤独状态，那个微妙时期，你刚刚有正式的、刻骨的记忆，你和世界的联系正在无可奈何地变得更紧密，你看到身边的人，觉得自己好不一样，但可悲的是，你和他们一样。然后，世界在蜕变，建筑被拆毁，懵懂时期也快闪过，记忆像洗牌，每次出来的顺序都不一样。你站在一个并不坚固的世界之上，第一次感到时间的威力，那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你在这世间的位置吗？或者第一次认知自己？

这个微妙的阶段正是此篇小说的目标。我想动笔就是挥剑，那一剑要直指少年心才好。

锐读：《东》是目前你写过的小说中结构最复杂精密的一篇，也是叙事技巧展现得最充分的一篇，你怎么看待结构或者叙事技巧之于小说的意义？

费滢：技巧是框架建立的必要条件。当然小说重中之重是文字，选择文字的技巧出自审美本能，建构文字的技巧出自审美训练，叙事的延续或留白是本能与训练的结果。

锐读：你写作开始时间早，但出品率似乎不高，又未结集出版，出于何种考虑？

费滢：一则是因为懒惰，一则是因为并不想变成作家。

锐读：接下去你准备写怎样的小说？还会是华丽炫技型的吗？

费滢：小说是每个小说书写者全副心神思绪的舞台，不遗余力展现自我，其实与炫技无关，只是配合主题，选择合适的叙述方法，或切合节奏，或贴近心情。下一篇小说我打算写与我专业、爱好最相关的主题，或许会用到更多的专业内容。

“读书沙龙之多与真心尊敬文字之稀少的强烈反差”

锐读：在获奖感言里你写道“直到二零零九年，我与君宁手捧第一期（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期）纸本期刊奔袭上海各个大小读书沙龙，方知历史学生错得多么离谱。”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错得离谱”是否也触发了你的文学行动？

费滢：当时无非是受到一些无法具体言说的挫折，这就像你保守了别人的秘密，表面看起来轻飘飘，但背上总觉压了好大一块铅。总之，当时会想到的是读书沙龙之多与真心尊敬文字之稀少的强烈反差。当然，我们不能去干扰别人，只得自行锻炼吧。四处推杂志的过程让我更了解君宁，这是之后友谊发展的基础。

锐读：你获联合报文学奖首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好资源不能只被他们霸占。”他们指的是何种人？现在你依然会这样说吗？他们为何可霸占资源？而你们行动至此，可有打破霸占的感觉？

费滢：好比一件古玩，落到你并不喜欢的某个土豪手里，或者明明是五代的瓷器，却被放在铺了明黄缎面的紫檀茶桌上面，变成炫耀财富的物品，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可惜。但更多的情况就像有人买到了河南仿造的“国宝”（提示，汉代玉凳），并反复炫耀，我也不会觉得愤怒或者可笑，留待时间腐蚀或净化吧。

锐读：在大陆文坛或当代文学的写作中，你最看不惯的东西是什么？

费滢：像乾隆的诗。（多而质量差）

费滢，1986年生，江苏人，无不良嗜好，爱好古玩花鸟。巴黎高等实践学院（EPHE）博士班在读。曾获联合报文学奖首奖。作品散见发表。

君宁对我说：嫌菜不好吃，自己下厨房。

必然是要一字一句计较。计较中文本身，而非“我是小说家，我不是小说家”或是“别人出了几本书”、“当下流行卡佛”这种无聊的问题。

这点，她比我做得好太多。因她不仅与自己过不去，也与整个时代的快餐主义格格不入。

得战友如此，夫复何求？

在这个世界，总有人让你恢复少年心性，一腔火热鼓足勇气动笔，与时间对抗，与词语拉锯。

——费滢的获奖感言

专访杨君宁

“我想用写诗的方法来写小说”

锐读：听费滢说，《Bon Jour》这部小说写了好几年，可否谈谈你的创作过程？

杨君宁：应该是说所涉题材内容，人事种种脑中盘旋久矣，而始终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统合方式，恍惚好几年过去，积累了一些场景片段。这次赶写有点像一次出清，但由于时间篇幅所限，仍有很多遗憾。因此想静静放一段时间再来修改，或许会有较大的变动扩充，现在的成稿可能算是最低纲领吧。

锐读：参加这次比赛的初衷是？获悉得奖，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杨君宁：承接上一问，由于仓促草成，今年原本没有参赛的意愿。夏天时有朋友问我要不要投，我也是说暂时没有觉得合适的稿子。后来到费滢将近完稿时，我才说出纠结顾虑。她说我们一起投吧，我就投了。初衷还是并肩作战。获悉得奖，最大的开心还是我俩终于共同做成了一件事情。

个人这一块则蛮平静的，由于性格和观念原因，发表参赛欲一直淡淡，至今都有种不大喜欢把习作成品公开示众，如同保护日记的隐秘心思。投稿出去也是投石入水，并不希求回音。到了需要交感言的时候，我和费滢又再一次双打配合战，觉得可借此机会表达一些对阅读、写作的观点还是好事。平日寡言总担心因此沦为乡愿。但没有适当的场合，自己总要跳出来大讲一番，就既鼓噪且烦人吧。我们不想从俗写谢天谢地谢空气那样的致谢辞，而试作一相识几年来的回顾小结，有志业的也有友谊的部分。

锐读：《Bon Jour》文字密度极大，一词一句感觉是对文字极考究之人锤炼而出，这是你写作风格中的一种吗？我感觉现在这样写小说的人在哪里都是很少很少的了。

杨君宁：不能僭称风格，只是积习吧。有前辈师长不时会敲打提点我要警惕“文字障”的问题：切勿以辞害意，或是用文字蒙混过写不清交待不好的部分，又或纯粹由文字自我衍生、内容抽空等可能伴生的不良后果。对于这些建议，我会有省思。这种写法是一种对文字质感密度的试炼，测验其承载力和保存力，对不同语文因素的吸纳融合。有所长也必有所短，因此它不算是定型的唯一选择，关于小说语言的思考和尝试会不断做下去。另外补充一点原因，掩埋式“退隐于密”的写法也有文体转化不完全的成分，我想用写诗的方法来写小说，其间或有方枘圆凿之处，做得未尽完善，都需要再做打磨。

锐读：《Bon Jour》会在大陆文学刊物上发表吗？写小说会不会成为你未来生活的重心甚至职业化？

杨君宁：目前没有另投他刊的打算。未来生活重心，写作练习会是其一。职业化的事情且走且看，吾是闲散之人，一切目前难有定数。

“研究者身份不足为凭，这种失望

主要仍来源于作为读者的直觉”

锐读：做《阅读骀荡志》是否与你本身从事文学研究有关？做杂志有没有让你发现很多隐藏的好手？

杨君宁：还是出于某种文学刊物情结，和研究或许可相辅相成，但直接关系并不算很大。我们很期待收到好的原创稿件，结果不尽人意。人和文字都是随缘而遇，长期蹲守，心怀希望就仍有碰到对的可能吧。

锐读：《阅读骀荡志》未来是否会继续做下去？你想不想将它做成一本正式出版物？做杂志期间令你感受最深之事，请讲一件。

杨君宁：不久前我也回答过有人问刊物是否仍在做的问题，我说在做但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对方不解，笑曰难道是想象中继续。我的真实意思是我和费滢两人还在写，同时也会择要做一些作家细访，把整本刊物的板块化整为零保存持续进行。有粥吃粥，有饭吃饭。

正式出版物是想的，但现在比过去思虑成熟，会考虑整体上轨道运营的问题种种。资源和人力都需要积累，实体的编辑部应该建立，这些都非一日之功。做杂志期间的甘苦（陈词滥调），其实不足为外人道。就说一件难得也意外的事情（无心柳）：我们有两个朋友是因某年10月刊物在某城的小碰头讨论会结识，最后结为秦晋之好。这也是生平所做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

锐读：当代华语文学中，你认为好看的作家、作品，能否列举一些？

杨君宁：书单都是各花入各眼吧。几年前亚洲周刊所评选的二十世纪小说一百强，在我看来是一份较为完全持平的开列，不妨参考。我对地域没有特别偏见和定见，只是在阅读路径上，不自觉也是很自然地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陆作家转接到六七十年代台港作家，其间连结的有现代主义这样的脉络流派，也有具体人物的师友因缘。

锐读：你对大陆文学写作的失望，是否也源于你的研究者身份，可以看到很多事情背后的真实境况？

杨君宁：研究者身份不足为凭，这种失望主要仍来源于作为读者的直觉，如果文字质感初尝就满口砂石，那也没有后文好讲。至于真实境况，有的没的都会听到看到一些，比想象的更为不堪。

锐读：费滢昨天说：“我们决定不再隐逸，要站出来战斗。”你会怎样去做？

杨君宁：自我修炼是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能缠斗于具体人事，有必要表达意见时就坦率直言，如此而已。

杨君宁，生于1984年，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台港文学方向博士生在读。文学季刊《阅读骀荡志》主编。中篇小说《Bon Jour》获第二届台积电文学赏评审奖。

“一个好时代的言语像银碗里盛雪。”风物、心智、肴馔、文章这四象大抵也会互触相通，美恶共生。Bad Taste的侵蚀性是对审美的全面破坏：上至语文，下及衣履。文字用户固然无需焚香净手，亦应敬惜字纸（在读的或要写的）。

——杨君宁的获奖感言

对谈

费滢：文学奖会不会让人更依赖机构？

杨君宁：多年沿袭的评判体制会有一些弊端。比如中外作家开始勤跑国际码头也是为了能获得影响力，有些作家为此调整写作题材内容，都是为了打国际牌吧。大陆的文学奖和机构的关系也很不言而喻。

费滢：尤其是年轻人利用文学奖给自己编谱系吧。

杨君宁：是啊。比如会有专门为了参奖的写作班，国外也有一些写作训练班都很流水线。 新概念也属于捧杀毁人的一个制度。

费滢：比如某些文学刊物只发所谓体制内年轻作家的文章，再帮他们安排文学奖，你怎么看？

杨君宁：这个也是一种刊物、批评家和写作者的合谋，就是你先入会，取得某种身份和认可。然后再开始利益分配。这个用张大春批评文创产业的话来说 也很像老鼠会（传销)。而且会近亲繁殖，不能进步，很封闭的一个小体系，和文学本质要多元自由的精神完全相悖。

费滢：你怎么看待“同一世代”的年轻作家一窝蜂模仿美国流行作家的事实？

杨君宁：模仿卡佛那种还是读写的根基不牢，盲目认为流行的简单写法就可以取胜，快速成名，也不顾中英文的表达差异。

责编：ZB